把工作重点对准农村，大力发展公社和公社联盟（类以色列的基布兹，非人民公社，前文已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和平演变也好，暴力革命也好，都有了基础。

至于城市工作，当然不能放弃，但最好以宣传、渗透为主。

多看报纸就会发现，工会往往沦为劳资冲突中和稀泥的角色，而一旦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又会遭致舆论口诛笔伐，有说“不识大体”的，有说“影响交通”的，有说“妨碍经济”的……

总之，有什么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将起来？普通工人看多了这种宣传，只怕要自认理亏了。

主流舆论被资本家把持，无产阶级缺乏发声渠道。

地下刊物，非法出版不可能成为常规工作形式。所以，只能借着“现实主义”的壳子，坚定发展“无产阶级文艺”。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晋桐借鉴《延安文艺ZUO谈会讲话》的精神，大谈“阶级性”和“超阶级性”。

他认为有些文艺作品的确具有超阶级性，但大部分具备鲜明的阶级性。这是一个单纯的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才是革命者最需要的文艺，是应该着力培养的。

当然他自己很多时候屁股是完全坐歪了的，比如那本没写完的《至黑之夜》……

晋桐的发言时间很长，足足两小时。

一开始，大家还不以为意，但随着他讲得越来越直白，众人也越发郑重。

虽然会议设有书记员，但每个人都掏出小本本，做起了笔记。

晋桐的思想没有多么深邃，核心的观点就两条——农村包围城市和无产阶级文艺。

但由于大量借鉴某位伟人的论述，再将结合本世界历史现实的思考加入其中，他虽不敢打包票说的一定对，至少借鉴伟人那部分是不会错的。

两小时滔滔不绝的建议，无论吴锐等人如何看待，晋桐都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当时，阿什库已经送来“保外就医”办妥的消息，只要等到有人送来文件，晋桐就能回归社会了。

尽管有太多的犹豫和不舍，他还是做出了理智的决定。

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华解的会议，也是华解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上，华夏解放阵线正式宣告终结，华夏公社党迎来了新生。

散会后，吴锐握住晋桐的双手，欲言又止。对方于离开前做出这番发言，心意已非常明白。

最终，他只说了一句“保重”。

两天后，晋桐带着妹妹离开了满盖。

正如小偷袁文定的诛心之言：他向往革命的热情与浪漫，却不希望承受革命的艰苦与困难。

所以也只能这样了吧——“把我的所知，毫无保留的传递给你们，祝愿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晋桐只求一个心安理得，从未想过最后一次演讲会给革命者带来什么影响。

他更不会想到，这份被记录为《J先生讲稿》的文件会成为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成为他人生经历上最深刻却也最不为人知的烙印。

（第一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