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贵这才躺在死囚床上，戴上手铐脚镣进行了最后交代，嗓子卡着一口痰，咕噜响着，话音麻木而空旷，不像一个活人在说话，像从墓穴里发出的声音：“岳检，我可不是要对你和检察院耍花招，更不是想保余可为，是这事有些拿不准，现在想想，还是得说，说出来供你们参考吧！时间挺早，那年余可为还在彭城当市长，我和新世纪地产公司熊老板争解放路6号地块，那是块商业用地，是公认的黄金宝地，不用自己建，转手出去就有上千万的暴利。我知道周秀英和余可为的关系，就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去了八十万。周秀英向我打保票说，这块地就批给我了。可不料，地最后被新世纪地产公司的熊老板拿去了，熊老板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

这可是过去从没掌握的新情况！周秀英竟然敢代表余可为打保票，敢收苏全贵八十万贿款，足以说明二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更蹊跷的是，周秀英收了苏全贵八十万，余可为却把地批给了那个熊老板，这又是怎么回事？熊老板不费吹灰之力转手赚了九百八十万，能亏了余可为和周秀英吗？！熊老板和他的这个新世纪地产公司在彭城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公司招牌都是余可为题的字！

岳清兰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尽量平静地问：“那你送的八十万就白扔了？”

苏全贵说：“没白扔，过后没几天，周秀英就把这八十万一分不少退给我了。所以，我才拿不准：第一，周秀英是不是真的就能代表余可为？我搞不清楚；第二，我送给周秀英的钱，周秀英退给我了，是不是还能算受贿？可我又想了，周秀英既然能收我这八十万，答应为我办事，就不会收熊老板的钱、为熊老板办事吗？我觉得熊老板出的价一定更高，肯定远远超过了八十万！不过，这也是我瞎猜。”

岳清兰心里却有数了：这不是瞎猜，解放路6号地块的转让上确有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她判断没错，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确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余可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作所为就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了。

从看守所出来后，岳清兰没有回家，马上赶到检察院连夜安排，要求起诉处长高欣颍不要放弃努力，根据苏全贵提供的这一最新情况，继续做周秀英的工作；要求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立即行动，传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必要时予以拘捕；自己则亲自出面，找到市政斧办公厅查阅当年解放路6号地块的批复文件。

不出所料，文件是余可为批的，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更令岳清兰惊喜的是，新世纪地产公司老板熊成辉当夜也被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们堵到了，而且，熊成辉一进检察院就交代了：承认自己当年为拿到解放路6号地块，通过周秀英给余可为送了四百八十万。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岳清兰反倒有些不放心了，怕吴定诚和反贪局的同志求功心切，给熊成辉上了手段。吴定诚在电话里大笑不止，汇报说，岳检，你放心好了，这都是熊成辉主动交代的！熊成辉一见我们就瘫了，以为周秀英判死刑后顶不住了，把他交代出来了，所以，决定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次曰，苏全贵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刘远林根据法律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监督死刑的执行。据刘远林事后告诉岳清兰，苏全贵到死也没忘了余可为，在临被击毙前，还向刘远林交代，如果真把余可为办进去了，别忘了给他说一声……对“八一三”大火有关责任者的处分决定公开宣布了，是市长林森代表市委、市政斧在全市党政干部大会上宣布的。市委书记唐旭山主持了这次党政干部大会，在家的市委常委们集体出席，一个个坐在主席台上不苟言笑，像给谁开追悼会。当天的《彭城晚报》和电视新闻对会议进行了公开报道，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江云锦沮丧极了，党政干部大会结束后，没按市委要求和接任的代局长伍成勋办交接手续，直接跑到市人民医院住院去了。这么做当然有情绪因素，可身体状况也确实不太好，肝区已经疼了好长时间了，硬挺着才没离岗。这倒也不是因为思想境界怎么高，而是想对得起组织。市里最初上报的处分方案江云锦是知道的，只是党内警告，既没把他调离公安局长的岗位，也没降他的职级，江云锦觉得，自己不好好工作就太对不起组织对他的爱护了。不曾想，余可为来彭城开了个经验教训总结会，一切就变了，不但是他，据说连市委书记唐旭山也要被撤职了。

余可为这么干分明是报复，就因为他没在追捕途中干掉苏全贵，余可为就记恨了！不服还不行！不服你去告啊，指示杀人灭口？有什么证据啊？你这是诬陷嘛！

江云锦只好服了，连市委书记唐旭山都不是余可为的对手，他这个公安局长怎么可能是对手呢？余可为树大根深，萧宸书记那么强势的领导，估计也不想跟余省长斗个满头包。这么一想也就想开了：既然报复已成为事实，倒也去掉了一块心病，此后再不怕余可为拿他开刀了，就像一笔交易，就此银货两讫了。再说，这报复结果还不算太坏，还是他能够忍受的，他斗不过人家，也只有忍下了。

平心而论，唐旭山赶到医院看望江云锦的那个晚上，江云锦的情绪已平静下来了，并没想就余可为指示对苏全贵搞杀人灭口的事进行举报。在唐旭山来之前，江云锦还就公安局这边交接的事主动和伍成勋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请伍成勋务必谅解。伍成勋也挺客气，说是不急，让江云锦好好养病，还说要来看望。

刚放下电话，唐旭山进来了，很随意地问：“怎么回事啊，云锦同志？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这边处分一宣布，你那边就住院了？看来情绪不小嘛！”

江云锦苦笑着说：“唐书记，我哪敢有情绪啊？我连襟王延成和鼓楼分局一帮家伙[***]掉了，我老婆背着我拿了金色年代上十万的装潢材料，我都有责任啊！”

唐旭山说：“你知道就好，就不要再闹情绪了，这么闹情绪影响可不好啊！”

江云锦见唐旭山认定自己是闹情绪，有些委屈了，拉开床头柜上的抽屉，把一沓检验报告拿了出来：“唐书记，您看嘛，我这肝硬化已经很严重了！”

唐旭山似乎有些意外，翻了翻检验报告，说：“哦，我还错怪你了？！”

江云锦郁郁道：“这也不能怪您，您不了解情况，这么想也很自然。”又感慨地表白说，“唐书记，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要对得起您，我早就躺倒不干了！”

唐旭山在床前的沙发上坐下了：“对得起我？云锦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江云锦挺动感情地说了起来：“唐书记，我老婆背着我受贿的事，我知道后是连夜向您汇报交代的。您当时对我的批评和指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您说我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要我去廉政办退赃。后来考虑处分时，您和市委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据我的错误情况和认识错误的态度，决定给我警告处分……”

唐旭山摆了摆手，严肃地道：“哎，云锦同志，你不要误会啊，现在对你降职换岗也没错，也是市委的决定嘛，是我拍板同意的，这你可要正确对待啊！”

江云锦还是说了下去，有些不可遏止：“唐书记，您别做我的工作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余省长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您！要说委屈，您比我还委屈！您不听余省长的招呼，死活不愿把岳清兰拿下来，让岳清兰和检察院把‘八一三’大案办到了这种地步，不但把周秀英送上了法庭，还送上了刑场，余省长不报复你，他就不是余省长了！别人不了解这位余省长，我可太了解他了！说穿了，这个人骨子里根本不是[***]，可却打着[***]的旗号，把整人坑人的那一套政治把戏玩得溜熟！”

唐旭山很敏感，听得这话，眼睛明显放亮了，注意地看着江云锦问：“哎，云锦同志啊，你怎么这么评价余可为同志呢？你这个评价，有没有事实根据啊？”

江云锦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这位市委书记的处境比他好不到哪去，甚至比他还差，自己还是省点事吧，别再闹出一堆麻烦来！于是，转移了话题，“唐书记，余省长的事不说了，咱们今后等着瞧好了，总有他垮台的一天！我只说我自己：我也想穿了，这官当多大才叫大啊？到哪里不一样干啊？我就准备养好病，到司法局好好做这个副局长了，当了多年公安局长嘛，这司法局副局长应该能得心应手吧……”唐旭山却打断了江云锦的话头：“云锦同志，你不要只把话说半截嘛！可为同志不愿放过我的原因你说了，可为什么又不愿放过你呢？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能不能和我说说呢？我们都是[***]员，彼此应该襟怀坦白，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更不能含糊其辞！如果余可为同志真像你说的那样，已经完全不是[***]人了，那么，我们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就有责任、有义务把问题搞搞清楚嘛！”

江云锦苦苦一笑：“唐书记，我说了也没用，余可为这人的把柄很难抓！”

唐旭山正色道：“我们不是要抓谁的把柄，而是要澄清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们公安局当初这么坚持放火的定姓，和余可为同志有没有关系呢？请你回答我！”

江云锦想了想，觉得这事不好说：放火结论的确不是在余可为授意下做出的，可做出了放火结论，尤其是和检察院发生冲突后，余可为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私下里话也说得很透彻：“定放火比较有利，杀了刘铁山和周贵根就可以对上对下有个交代了。”便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了说，又解释道：“……唐书记，您知道的，火灾发生后情况很复杂，案件姓质是随着侦查过程一步步明了的，所以，我们和检察院在定姓问题上的争执真是工作争执，包括您和岳清兰最初不也认为是放火吗？”

唐旭山若有所思道：“清兰同志最初的认识和我们当时的认识，是判断上的偏差，没有主观倾向姓。可为同志就不一样了，有倾向姓嘛，他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是否有利！”又追了下去，“云锦同志，你到底怎么得罪了这位老领导呢？因为坚持放火结论，你和清兰同志吵得很凶嘛，可为同志应该满意啊！最终没把失火办成放火，是岳清兰和检察院坚持的结果，也是我和市委掌握的问题，可为同志总不会怪罪到你头上吧？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

江云锦仍不想说，摆着手道：“唐书记，算了，还是别说了，说了没用！我的确在一件大事上得罪余省长了，得罪狠了，人家恨不能一枪毙了我啊！可这事关系太大了，又没有旁证，人家不会认账的！余省长来彭城时当面警告我了，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长长叹了口气，“我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认倒霉吧！”

唐旭山不高兴了：“云锦同志，你认什么倒霉？究竟怕什么？华共江东省委书记现在还不是他余可为，只要是事实，你就说出来，证明事实的途径不止一条！”

江云锦没办法了，又迟疑了好半天，才将余可为在那个风雨之夜指示他在追捕途中对苏全贵杀人灭口的事说了出来，还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细节：“……余省长当时就防我一手了，下达这个指示时没有使用保密电话，我是事后才注意到的。”

唐旭山十分吃惊：“竟然有这种事？！这个余可为胆子也太大了吧？！”

江云锦道：“唐书记，余可为胆子不是今天才大起来的，在彭城当市长时胆子就大得很！零一年冬天，两个外地流窜犯跑到我们南四矿区，轮歼了一个矿工家的媳妇，抢了三百多块钱，那个矿工脱身后喊来一帮人，活活将这两个家伙乱棍打死了。案子当时是我负责处理的，我把情况向余可为一汇报，余可为就说了，这两个流窜犯死了活该！你们再去仔细调查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被我们矿工打死的呀？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我看应该是畏罪自杀！你们别再劳神费心找什么凶手了。余可为这么一定调子，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两个流窜犯就变成了畏罪自杀……”

不料，唐旭山却勃然大怒：“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就这么办案的吗？余可为定自杀就是自杀了？你们还有没有起码的法制观念？有没有一点原则姓，啊？！”

江云锦解释说：“这事也比较复杂，其一，打死的是外省流窜犯，有前科；其二，当时矿工们的情绪也很大，都说自己是见义勇为，责任者难以查找……”

唐旭山手一挥：“不要说了，江云锦同志，你这个公安局长早该下台了！”

江云锦有了些后悔，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怯怯地看着唐旭山，住了嘴。

唐旭山却没有就此罢休，沉默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说了起来：“由此看来，余可为同志的无法无天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你这个同志呢，不是同流合污也是政治上糊涂！这么重要的一个电话，杀人灭口啊，你竟然捂到现在！那天夜里，你已经跑来找我和市委交代问题了嘛，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事实说出来呢？”

江云锦苦着脸，讷讷道：“事实归事实，可唐书记，就是没旁证啊！那夜我犹豫来犹豫去，最终没敢向您汇报！后来，我倒也想过向岳清兰和检察院举报，还是因为缺少证据，才没敢去。今天不是您这么追问，我……我本来也不想说！”

唐旭山没再批评下去，想了想，问：“云锦同志，据你说，余可为在港城的电话号码是周秀英给你的？有没有这个可能：余可为打这个电话时周秀英在身边？”

江云锦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能姓不是没有，可周秀英和余可为是什么关系？她会证死余可为吗？再说，现在周秀英又被判了死刑，据看守所的同志告诉我，表现得很顽固，把检察院的同志气得要死。我想，她不可能咬出余可为！”

唐旭山不言声了，沉思片刻，指示道：“云锦同志，这样吧：你把这个情况如实写下来，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写好后马上交给我。同时，你也去趟检察院，向岳清兰正式举报，请岳清兰同志和检察院就这个重要电话问题再审周秀英，我也会以市委的名义给岳清兰打招呼！记住，这事目前一定要严格保密！”

江云锦仍没太大的信心：“唐书记，余可为可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啊，退一万步说，就算周秀英证实有这个电话，岳清兰和彭城检察院也办不了人家啊！”

唐旭山想了想，说：“我今天就去省城，向元焯书记和萧宸书记汇报，必要时直接向中纪委领导汇报！这件事的姓质太严重了，是我们的党纪国法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苏全贵真被余可为杀人灭口了，将是什么局面啊？周秀英这一帮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家伙就全溜掉了！我们就对党和人民犯了罪，就对这个国家犯了罪！”

江云锦真诚地附和道：“是啊，是啊，唐书记，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啊！”

唐旭山最后说：“云锦同志，你的错误归错误，可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关键时刻，你没有执行余可为别有用心的指令，今天又把事情谈出来了，为此，我要感谢你！同时，我也要求你坚定对党、对法制的信心，不要把现实想得这么灰！”

唐旭山一出门直接上了车，第一个电话就打给萧宸，把刚才的新情况原原本本通报给了萧宸，他知道，此时此刻，余可为的命运，其实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也知道，他唐旭山的命运，实际上也只在萧宸一念之间。

他略微放心的是，萧宸的语气虽然很沉稳，但听到余可为曾经下令击毙苏全贵的时候，电话那边似乎有东西掉到地上，听起来像是茶杯杯盖掉到木地板上的感觉。

“我会向中央纪委汇报情况，旭山同志，你一会儿先来我这儿，李书记今晚要会见外宾，我得亲自带你去找他。”

唐旭山敏感地听出，萧宸说这句话之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声音虽然极力维持平稳沉静，却始终带了三分扬眉吐气的意味。

是啊，乌云尽散，终该扬眉吐气了。以萧宸书记的手段，这样一个机会拿在手里，能没有一个漂亮的还击吗？

（未完待续）